并且正式做出了规定,家庭副业由社员自由经营,收入归家庭,不得进行分配等等。

如果说与历史上改动最大的,就是这一条了,家庭副业成为了现下，农民唯一能够自由经营和获得额外收益的渠道,过去像自留地的生产，也并不是农民自己说了算,还需要根据公社的需要,留下伺料地或者根据规定种植如棉花、玉米等作物,而现在农民终于可以自由经营了。

为了增加农民额外收益,保证农民的生产生活得以改善，这次的中央工作会议,重新规定了新的核算制度,过去农民自留地的产出，用以抵工分或者公社、生产队以超低价征购,而现在变成了购买制度,上级管理委员会，可以提前向农民发出种植采购需求,收获以后再进行购买，因此这是一条在现有条件下极大的善政。

建国以来,农民的生产生活平稳了一段时间,但自公社化推广以来,又陆续出现了反弹，一些农民在公社的两个‘绝对平均主义’下,开始出现赤贫现象，广大农民期望的美好生活也因此没能出现,反而如一些农民所说的那样‘还不如解放前’。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所形成的原因也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国家需要发展工业，这是一方面;其次随着工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工人和消费人群,于是城市得到了扩张,而城市又不进行农业生产,大量人口加大了粮食的供需压力又是另一方面;最后便是国家整体经济制度的要求。

国家经济制度现阶段动不了，这是国家的长远大局,但是给予农民一定解绑是可以做到的,而农民唯一能够自由生产的自留地,成为了改革对象，给农民解绑，这算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

随着农业六十条草案的出台，城市的问题也到了解决的时候了,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来,国家为了‘大办工业’，大力招收工人,使得职工人数从2450余万，增加到了一九五八年的4531余万,增数2081万;然而这还没有结束,到了一九六零年八月，又增加到了5100万。

与此同时,城镇人口也从一九五七年的9900万人，增加到了一九六零年底的13亿,吃商品粮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比由15，上升到了20，而这个巨大的数字背后，都是由全国五亿多农民再承担，也即五个农民产出的粮食，就需要供养一个城市人,农民其实早已不堪重负。

如此巨大的城市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同样是巨量的,没有粮食怎么办?征粮!于是，—九五九和一九六零两年,国家为保证城市居民需要,在全国大规模自然灾情的情况下，依旧开始了加大对受灾较轻地区农民的征粮,这也是导致三年自然灾害加重的其中一个重大因素。

方叶所在的同安县，由于受到的灾害较小,也成为了主要征粮地，一九五九年前，人均口粮为450斤，牲畜粮600斤一年，随着灾害的到来,国家需要大量的粮食，因此加大了对县里的征粮,于是同安县人均口粮下降到了365斤，牲畜粮下降到了二百斤,家庭大规模养殖是不可能了,所以县里不得不将发展起来的养殖业全部摧毁,家庭和养殖厂里的家禽、牲畜全数宰杀以节约粮食，供应国家需要。

方叶的出现,自然使得历史出现了改变，国家提前储备，又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不过这些粮食中，优先保障城市供应，因此相比往年，广大农民的口粮还是非常紧张的,许多地区其实也就保持在饿不死的状态。

可是这种临时性的政策无法保障国家长久对粮食的供需关系，毕竟生产总量是相对恒定的,城市人口增多，农民人口减少，农业生产力又没跟上来,那么城市人每多增加一人,农民的压力就大一分,而且到城市里的新生人口就业的问题又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又要怎么办?

于是这次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减少城市人口,将在一九六零年底13亿人口的基数上,于三年内减少两千万以上城镇人口,并且要求在一九六一年本年度就要减少一千万人，减少粮食三十至四十亿斤。

减少下来的人口去哪里?自然是农村，知识青年下乡就是这么来的。而这些人依旧需要吃粮食,他们又去哪里吃?自然是去农村吃。

人口不可能凭空增加或减少，所以这个政策的调整，只不过是将国家层面的供需矛盾和压力，分散到了地方上,最终到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一级,从吃国家粮到吃农民粮,而所消耗的粮食总量本质上是不变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客观上确实给农村带来了活力，也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效果,更是锻炼了一代人，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比如广大农村地区，知识分子严重不足，许多学校里连老师都急缺，而知识青年的到来,让农民的孩子得到了更好的教育，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视野，但农民需要付出口粮的代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但是，从事情的根因出发，人们也应当从其中看到，当初的‘上山下乡’无论口号喊得多么伟大，本质上还是因为国家内外部压力,如人口大规模增长、工业过快扩张与农业生产力发展不匹配、城市人口增长过快等因素,最终形成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