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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办公厅群众信件组接到了一封匿名举报材料，举报庆州市委、庆州地委两级机关违背中央总路线、方针精神，在地区私下大搞‘责任田制度’，搞地方资本主义复辟。

举报信的内容十分的详实,从庆州地方上公社、生产队‘分田单干’的数据,公社化运动的现状,到地方上阳奉阴违破坏国有、集体资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还有庆州地方上银行违反国家政策,私下给‘资产阶级’(个体工商业者）违规放贷等等都有。

具体的举报上，比如庆州辖下的六个县,都已经私下完成了‘分田单干’，公社化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还有农民的自留地,根据国家政策需要种植的一些规定作物，庆州地区也不按国家规定执行。

比如在同安示范县、准宁县、桐庐县,国家指标规定的如棉花、油菜、饲料自留地，就被一部分农民,拿来搞什么蔬菜大棚,种植一些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这种行为显然破坏了国家大政方针,搞起了‘农业资本主义’。

而在工商业方面，同样如此，庆州地区的工商业主管部门，违规给个体户、民族资产阶级、商户，发放超出国家规定的销售、采购指标。

地方上还私自扩大、取消国家销售凭证的范围，像自行车、钢铁、缝初机、收音机等数十个种类的国家指标性工商业品凭证制度,早在国家扩大销售凭证制度前,就已经在地方上私自开展,并且还取消了其中的一部分。

举报信中最大的矛头,主要还是指向了庆州市，毕竟现下庆州地区除了同安县都不在示范县范围内,但是地方政府却私下扩大示范范围,在整个庆州市六县私下推广起了相关政策，这是严重的违背了国家政策精神。

当举报信被群众信件组组长曹志看完以后，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份举报信的严重性,所以第一时间便将情况上报了，而中纪委副书记，中组部部长安子闻看过材料之后,他立即明白了其中的意味,更加明白这封举报信不是一般人能写得出来的。

群众信件组成立于1951年,这里不仅接收来到全国群众给主席等国家领袖的信件,同时还接收各地方党群干部写给中央的反映地方情况的信件（举报)，所以这是一个结合了群众信件及信访部门的综合群众意见的处理部门。

事情太大，安副书记自然不敢擅自做主，毕竟如果举报的内容如实,那这个事情就真的不是一般问题了，所以他第一时间便带着材料来到了中南海，向朱老总进行了汇报。

朱老总的办公桌前,安副书记向老总汇报道:“群众信件组作了初部调查，信件是从北京西城区发出的,而且从举报的内容也可以看得出来,这封举报材料很明显对于庆州地方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全面。”

“你是什么看法?”朱老总问道。

安子闻回道:“若举报内容如实,那确实够惊世骇俗的，庆州地方党委的胆子也太大了。”

朱老总没有在问这个问题,而是说道:“有查这封举报材料是何人从哪里寄出的吗?”安子闻立即抬手指着一旁的包裹上的邮戳说道:“举报信是从北京西城区发出的,具体是何人现在还没有查,初步推测可能是某位对庆州内情很了解的同志到北京来投的信。”

朱老总微微点头，随即再次看起了举报信，就内容而言，安子闻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能写出这些材料的人，必然对庆州地方的内情有相当的了解,而且其人接触到的东西还不少。

老实说,高冈派出的这支调查组,确实在庆州调查到了不少东西，毕竟他们来到庆州后是打着中央农业农村部的名义,在古代就是妥妥的钦差,地方上根本不敢大意,他们要看什么，要了什么,有了这个身份在，自然方便得多。

何况一个地区那么大，从上到下那么多干部,有心人要真的调查,自然能查出许多东西,而许平一行人正是借着身份身的便利,将庆州上下查个底查天这现实，但是要找‘黑材料’也不是什么难事,毕竟许多事都已经摆到了明面上。

不过,作为拥有着几十年丰富政治经济的朱老总,透过现象看本质，那是基本的水平，所以他将材料大致扫了一遍，脑海里就已经明白这个举报信是要干什么了。

举报信表面上举报的是庆州地方，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由头，是通过这份向中央的举报，从而撕开一个口子。

按正常的逻辑来说，庆州市委在庆州专区专署的领导之下，专区(地委)又对省委省政府负责,你说省委不知道庆州的情况,那说得过去吗?有点子组织机构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而现下安徽省委书记是邓晓苹。

答案呼之欲出,这是一场名为举报地方，实则举报邓的举报信，只不过举报之人没有直接向邓开炮。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份举报信就是一个引子，最终必然会打到邓身上，而由于刘邓是一派,所以这封举报信的根本目的是在策划一场‘倒刘倒邓’的政治事件。

幕后之人是谁?朱老总略作思考，他想起了前些时日，五二六局那边发生的事